投入與回報不成正比 眾多抗生素企業(yè)倒閉或裁撤

　　醫(yī)藥網6月14日訊　抗生素耐藥問題現在已成為一個全球危機。

 

　　美國應對治理問題設立特別小組今年4月提交給聯合國秘書長的報告顯示，全球每年至少有70萬人死于耐藥性疾病，其中23萬人死于耐多藥結核病。如果不采取行動，到2050年，最糟糕的結果是全球每年可能會有1000萬人死于耐藥性疾病。

 

　　自青霉素發(fā)明以來，人類和細菌的戰(zhàn)役永不停歇。上一代的抗生素出現耐藥性，下一代抗生素頂上來，甚至可以說，濫用抗生素所帶來的耐藥性在不斷督促人們生產新的抗生素，以應對隨之而來的新問題。

 

　　前世界衛(wèi)生組織駐華代表處代表施賀德博士曾表示，除非立即采取行動，否則全球將走向后抗生素時代，普通的感冒也能置人于死地。

 

　　按常理來說，抗生素被濫用導致了公共問題，研發(fā)抗生素的藥企，應該如研發(fā)腫瘤藥物的藥企一樣，每當有新藥上市，它都可能是市場上的一顆新星。如果幸運，他們可能像PD-1一樣，面對著腫瘤這類公共衛(wèi)生問題帶來的龐大市場，在治療疾病的同時，還能順手成為一代藥王。

 

　　但是，事情卻遠非如此，藥企卻擔心這個燙手的芋頭。

 

　　稍有留心醫(yī)藥行業(yè)新聞就會發(fā)現，最近有關抗生素的新聞是成功研發(fā)對抗耐藥性超級細菌的抗生素公司Achaogen破產了。全球醫(yī)藥巨頭，諾華、阿斯利康、賽諾菲也都放棄了抗生素和抗病毒藥物的研究。

 

　　此前GSK抗生素研發(fā)部門主管佩恩曾表示：“現有商業(yè)模式的投資回報與所付出的努力并不相稱。”

 

　　但是當你掃過國內的抗生素使用市場，就會對此心存疑慮。

 

　　在博鰲亞洲論壇·全球健康論壇大會上，北京大學公共衛(wèi)生學院全球衛(wèi)生系主任鄭志杰分享了一組數據：“我們每年生產了16萬噸的抗生素，一半是人用，一半是獸用，中國是第一大生產國，而由于人口眾多，中國也是第一大消費國。”

 

　　上面是整體抗生素市場的情況，人用藥物市場的情況是2017重點城市公立醫(yī)院TOP50藥物中，抗感染藥物占據首位，用藥金額達89.08億元。而這只是一部分醫(yī)院的數據，在抗生素濫用問題最為嚴重的基層市場上，這個數字還不算什么。雖然“限抗令”來了，但看起來抗感染藥物的市場仍然堅挺，在龐大的市場面前，為何藥企紛紛跑路？

 

　　從種類來看，在2017年國內使用的抗感染藥物中排在前列的有恩替卡韋、美羅培南、伏立康唑等。以美羅培南為例，培南類抗生素問世時間為上世紀80年代；再看同樣排在前列，更為大眾所熟知的頭孢類抗生素，第一個頭孢菌素是上世紀60年代上市的，臨床上多在青霉素耐藥的情況下使用；而青霉素類作為最早的抗生素，問世時間還要再往前一點，1928年弗萊明發(fā)現了青霉素菌，治愈了梅毒和淋病。

 

　　這就是問題所在，目前常用的抗生素上市時間較長，新的抗生素被發(fā)明乃至上市時，并不會立即使用，市場的反饋和研發(fā)投入遠不成正比。英國的一項數據顯示，從2000年到2017年獲批的16種抗生素中，只有5種年銷售額超過1億美元。

 

　　全球健康藥物研發(fā)中心主任、清華大學藥學院院長丁勝，形容新的抗生素像是一把被束之高閣的鑰匙，在已有抗生素能夠解決問題的情況下，它不會輕易的被使用。

 

　　“針對耐藥性疾病，即便開發(fā)出新藥，也往往必須等到有耐藥性的病原體爆發(fā)才能將新藥投入市場，高昂的研發(fā)成本和較低的經濟效益導致許多藥廠缺少動力投入。”對藥企而言，在抗生素藥物研發(fā)中面臨著大量的風險和投入，無法直接變現，“這是沒有商業(yè)激勵的，所以一些藥廠不斷縮減這方面的投入，或者裁撤整個部門。”

 

　　在各種耐藥菌中，耐藥結核似乎是最為典型的案例之一。世界衛(wèi)生組織在2017年的全球結核病報告中，提到結核病主要發(fā)生在生活貧困的人群、邊緣化的社區(qū)和群體以及其他弱勢群體中。而正是由于此，結核病也被稱為“窮人的疾病”。近年來，世界范圍內結核耐藥情況愈發(fā)嚴重，中國是耐藥結核最嚴重的國家之一，相較于普通結核耐藥結核，耐藥結核患者負擔更重，大約需要20萬-30萬元。

 

　　雖然世界衛(wèi)生組織的數據估計，2017年全球范圍內應該有1000萬結核患者，結核病發(fā)病率為133/10萬。但是在加拿大、澳大利亞等國，結核病的發(fā)病率早已低于10/10萬人。

 

　　和抗生素問題不同的是，結核病、耐藥結核在發(fā)展中國家是擁有廣闊市場的，但是對于藥企來說，這群支付能力不強的患者似乎還不足以支持他們研發(fā)新藥。“不是妖魔化藥企，藥企畢竟是營利企業(yè)，沒有商業(yè)利益，藥企也沒有辦法繼續(xù)投入研發(fā)到其他藥物。”丁勝博士說。

 

　　“激勵藥廠去研發(fā)抗生素，大家都討論過很多次了，世界經濟論壇、博鰲論壇，各個國家衛(wèi)生部門都在呼吁，也有政府主導的激勵措施，比如說針對同一家企業(yè)的其他藥品優(yōu)先審批等，但還是不能阻止藥企（退出抗生素研發(fā)），大家一直在探討什么樣的機制，能夠去解決這個公共衛(wèi)生問題。”

 

　　“大藥企不看重發(fā)展中國家結核病這種不賺錢的病種，他們關注的是發(fā)展中國家的腫瘤、糖尿病市場。我也在想，是不是由于藥企不愿意研發(fā)，在抗生素和抗結核藥物這種經濟效益不高或者貧困人群的疾病上，才需要政府、慈善不求經濟效益的投入？比如像Gates Foundation這種不求回報給錢到一些公司、大學，這個過程是不是必須由政府或者慈善基金來主導？”界面新聞在采訪全球健康藥物研發(fā)中心首席運營官陸漫春博士時，問題又被拋了回來。

 

　　事實上，這個問題在世界范圍內，都還無解，也并未有哪一種模式被證明行之有效，只不過政府和慈善基金的介入，能讓企業(yè)不那么窘迫。《商業(yè)周刊》曾經報道，那家研發(fā)了新型抗生素倒掉的公司Achaogen，曾從政府機構和慈善團體中獲得2.5億美元的捐贈用于研發(fā)。英國的生物醫(yī)藥研發(fā)慈善基金會Wellcome Trust此前曾經出資支持印度一家制藥公司，進行耐多藥結核藥物的研發(fā)。

 

　　在國內，全球健康藥物研發(fā)中心（GHDDI），也在探索一種可被復制的中國模式，來解決新藥研發(fā)帶來的挑戰(zhàn)。GHDDI選擇結核病、瘧疾、寄生蟲感染這類研發(fā)經濟回報較低，但是對公共衛(wèi)生會產生重大影響的疾病進行藥物研發(fā)。

 

　　“藥廠不愿意做這個事情，但這個事情還必須有人去做。我們想，能不能由像我們這樣的非營利的機構來主導研發(fā)，政府和基金會給予一定的支持，當疾病爆發(fā)的時候，我們有藥可用。從我們目前的情況來看，這是一個可執(zhí)行的機制，我們也希望這個模式成功后，能被復制。”丁勝博士說。

 

　　高興的是，GHDDI最近已經和Scripps Research合作發(fā)現了能有效治療絲蟲病感染的抗沃爾巴克氏菌全新化合物，或能成為治療絲蟲病感染的臨床候選藥物。GHDDI的模式仍然在探索。

 

　　悲觀的是，研發(fā)新藥會越來越難，藥物并不是無窮盡的，在化藥、生物藥研發(fā)井噴后，我們已經離那個天花板越來越近了。而在這種情況下，研發(fā)的速度想要追上耐藥的速度，也會越來越難。

 

　　抗生素不是無窮盡的，更何況，抗生素研發(fā)還這么慘。